有石城十仞，有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（《汉食货志》晁错引《神农之教》）。

臣伏见陛下即位已来，切于求治，思欲革去旧弊，速致太平。此固圣明之君，盛德之举也。然而道远者理当驯致，事大者不可速成，人才不可以急求，积弊不可以顿革。道不驯致，则有揠苗之患；事欲速成，则有不达之忧。人急求则人佞进而巧伪生，弊顿革则人情扰而怨愤作。所以景帝削七国而晁错受戮，东汉疾横议而党锢大兴。宋襄公急于求霸，以致丧师；唐文宗切于除奸，而训、注祸作。此皆前世之明效，而后王之龟鉴也。故帝王之图治，必在显仁藏用，自下升高。人材以长育而成，功德以积累而大。通其变而使民不倦，神其化而使民不知，无象无为，而天下自安矣。故传称尧之德曰「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」；称舜曰「夫何为哉，恭已正南面而已矣」；称文王则曰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」。是皆圣人之治，以无为而成也。又称孔子曰：「毋意毋必，毋固毋我」。又曰：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不与比」。《洪范》曰：「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此则圣人之心，毋固毋必，无适无莫，不作偏党好恶，而邪正自辨、万事无惑也。故水止则方能鉴物，心清则可以理事。自古人君，有以才略自任，果于兴作，欲其事功速就，必为憸佞所乘。迎合之人，则以才能被宠；忠直之论，皆以沮排见疑。以沮排被疑，则不暇察其忠；以合意为才，则无以觉其佞。自然善恶无辨，赏罚不明，人情怨怒而不知，祸乱已成而莫见，以至国家颠危者多矣，此果于兴作之害也。孔子曰：「予无乐乎为君，惟其言而莫予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」。此有以见小人承顺之言可惧也。陛下聪明仁孝，脩己笃恭，自有尧、舜之资，可以垂衣而治，不须急务于近效。乃杂五霸之为，岂唯徒劳睿思，寔恐以小妨大。伏望陛下清心简事，尊德委贤，以知人安民为大方，以富国强兵为末务，覆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四海被不言之化，生民跻仁寿之域，与三王并美，唐虞比隆，使后世歌颂无穷，在陛下留神而已。

皇帝问太子家令：上书言兵体三章，闻之，书言：「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择焉」。今则不然，言者不狂，而择者不明，国之大患，故在于此。使夫不明择于不狂，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，皇帝曰：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，四极之内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靡不闻命，以辅其不逮，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聪，比善戮力，以翼天子，是以大禹能亡失德，夏以长楙。高皇帝亲除大害，去乱从，并建豪英，以为官师；为谏争，辅天子之阙，而翼戴汉宗也。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方内以安，泽及四夷。今朕获执天下之正，以承宗庙之祀，朕既不德，又不敏，明弗能烛，而智不能治，此大夫之所著闻也。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，各帅其志，以选贤良。明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于事之终始，及能直言极谏者，各有人数，以匡朕之不逮。二三大夫之行，当此三道，朕甚嘉之，故登大夫于朝，亲谕朕志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，及永惟朕之不德，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，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。上以荐先帝之宗庙，下以兴愚民之休利。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观大夫所以佐朕，至与不至，书之。周之密之，重之闭之，兴自朕躬。大夫其正论，毋枉执事，乌虖戒之！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平阳侯臣窋、汝阴侯臣灶、颍阴侯臣何、廷尉臣宜昌、陇西太守臣昆邪，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，昧死再拜言：臣窃闻古之贤主，莫不求贤以为辅翼，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，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，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。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，退托于不明，以求贤良，让之至也。臣窃观上世之传，若高皇帝之建功业，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，皆有司之所览，刻于玉版，藏于金匮，历之春秋，纪之后世，为帝者祖宗，与天地相终。今臣窋等乃以臣错充赋，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。臣错草茅臣，亡识知，昧死上愚对，曰：

诏策曰「明于国家大体」，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。臣闻五帝神圣，其臣莫能及，故自亲事，处于法宫之中，明堂之上；动静上配天，下顺地，中得人。故众生之类，亡不覆也；根著之徒，亡不载也；烛以光明，亡偏异也；德上及飞鸟，下至水虫，草木诸产，皆被其泽。然后阴阳调，四时节，日月光，风雨时，膏露降，五谷孰，祅孽灭，贼气息，民不疾疫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神龙至，凤鸟翔，德泽满天下，灵光施四海。此谓配天地，治国大体之功也。

诏策曰「通于人事终始」，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。臣闻三王臣主俱贤，故合谋相辅，计安天下，莫不本于人情。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而不伤也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而不困也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而不危也；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。其为法令也，合于人情而后行之；其动众使民也，本于人事然后为之。取人以已，内恕及人。情之所恶，不以强人；情之所欲，不以禁民。是以天下乐其政，归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；百姓和亲，国家安宁，名位不失，施及后世。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。

诏策曰「直言极谏」，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。臣闻五伯不及其臣，故属之以国，任之以事。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，察身而不敢诬，奉法令不容私，尽心力不敢矜，遭患难不避死，见贤不居其上，受禄不过其量，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。自行若此，可谓方正之士矣。其立法也，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，以之兴利除害，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。其行赏也，非虚取民财，妄予人也，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。故功多者赏厚，功少者赏薄。如此，敛民财以顾其功，而民不恨者，知与而安己也。其行罚也，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，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。故罪大者罚重，罪小者罚轻。如此，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，知罪罚之至，自取之也。立法若此，可谓平正之吏矣。法之逆者，请而更之，不以伤民；主行之暴者，逆而复之，不以伤国。救主之失，补主之过，扬主之美，明主之功，使主内亡邪辟之行，外亡骞污之名。事君若此，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。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，威正诸侯，功业甚美，名声章明。举天下之贤主，五伯与焉，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，补其不逮之功也。今陛下人民之众，威武之重，德惠之厚，令行禁止之势，万万于五伯，而赐愚臣策曰「匡朕之不逮」，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！

诏策曰「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」，愚臣窃以秦事明之。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，其主不及三王，而臣不及其佐，然功力不迟者，何也？地形便，山川利，财用足，民利战。其所与并者六国，六国者，臣主皆不肖，谋不辑，民不用，故当此之时，秦最富强。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，帝王之资也，故秦能兼六国，立为天子。当此之时，三王之功，不能进焉。及其末涂之衰也，任不肖而信谗贼；宫室过度，耆欲亡极，民力罢尽，赋敛不节；矜奋自贤，群臣恐谀，骄溢纵恣，不顾患祸；妄赏以随喜意，妄诛以快怒心，法令烦憯，刑罚暴酷，轻绝人命，身自射杀；天下寒心，莫安其处。奸邪之吏，乘其乱法，以成其威，狱官主断，生杀自恣。上下瓦解，各自为制。秦始乱之时，吏之所先侵者，贫人贱民也；至其中节，所侵者富人吏家也；及其末涂，所侵者宗室大臣也。是故亲疏皆危，外内咸怨，离散逋逃，人有走心。陈胜先倡，天下大溃，绝祀亡世，为异姓福。此吏不平，政不宣，民不宁之祸也。今陛下配天象地，覆露万民，绝秦之迹，除其乱法；躬亲本事，废去淫末；除苛解娆，宽大爱人；肉刑不用，罪人亡帑；非谤不治，铸钱者除；通关去塞，不孽诸侯；宾礼长老，爱恤少孤；罪人有期，后宫出嫁；尊赐孝悌，农民不租；明诏军师，爱士大夫；求进方正，废退奸邪；除去阴刑，害民者诛；忧劳百姓，列侯就都；亲耕节用，视民不奢。所为天下兴利除害，变法易故，以安海内者，大功数十，皆上世之所难及，陛下行之，道纯德厚，元元之民幸矣。

诏策曰「永惟朕之不德」，愚臣不足以当之。

诏策曰「悉陈其志，幸毋有所隐」，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。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，则自亲之；三王臣主俱贤，则共忧之；五伯不及其臣，则任使之。此所以神明不遗，而圣贤不废也，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。传曰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待，能明其世者，谓之天子」，此之谓也。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，民贫穷者变其业。今以陛下神明德厚，资财不下五帝，临制天下，至今十有六年，民不益富，盗贼不衰，边竟未安，其所以然，意者陛下未之躬亲，而待群臣也。今执事之臣，皆天下之选已，然莫能望陛下清光，譬之犹五帝之佐也。陛下不自躬亲，而待不望清光之臣，臣窃恐神明之遗也。日损一日，岁亡一岁，日月益暮，盛德不及究于天下，以传万世，愚臣不自度量，窃为陛下惜之。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，臣言唯陛下财择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，以知术数也。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，则群臣畏服矣；知所以听言受事，则不欺蔽矣；知所以安利万民，则海内必从矣；知所以忠孝事上，则臣子之行备矣：此四者，臣窃为皇太子急之。人臣之议或曰：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。臣之愚，诚以为不然。窃观上世之君，不能奉其宗庙，而劫杀于其臣者，皆不知术数者也。皇太子所读书多矣，而未深知术数者，不问书说也。夫多诵而不知其说，所谓劳若而不为功。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，驭射伎艺，过人绝远，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，以陛下为心也。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，以赐皇太子，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。唯陛下裁察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」。

臣闻汉兴以来，胡虏数入边地，小入则小利，大入则大利；高后时再入陇西，攻城屠邑，驱略畜产；其后复入陇西，杀吏卒，大寇盗。窃闻战胜之威，民气百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。自高后以来，陇西三困于匈奴矣，民气破伤，亡有胜意。今兹陇西之吏，赖社稷之神灵，奉陛下之明诏，和辑士卒，底厉其节，起破伤之民，以当乘胜之匈奴，用少击众，杀一王，败其众，而法曰大有利。非陇西之民有勇怯，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。故兵法曰：「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」。繇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

臣又闻用兵，临战合刃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习，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：丈五之沟，渐车之水，山林积石，经川丘阜，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，车骑二不当一。土山丘陵，曼衍相属，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，步兵十不当一。平陵相远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，短兵百不当一。两陈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之地也，剑盾三不当一。萑苇竹萧，草木蒙茏，支叶茂接，此矛铤之地也，长戟二不当一。曲道相伏，险厄相薄，此剑盾之地也，弓弩三不当一。士不选练，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集，趋利弗及，避难不毕，前击后解，与金鼓之指相失，此不习勒卒之过也，百不当十。兵不完利，与空手同；甲不坚密，与袒裼同；弩不可以及远，与短兵同；射不能中，与亡矢同；中不能入，与亡镞同：此将不省兵之祸也，五不当一。故兵法曰：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予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予敌也。四者，兵之至要也。

臣又闻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异备。夫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；合小以攻大，敌国之形也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技艺，与中国异。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涧，中国之马弗与也；险道倾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弗与也；风雨罢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与也：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；劲弩长戟，射疏及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驺发，矢道同的，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，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：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术也。

虽然，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也。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俯仰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，跌而不振，则悔之亡及也。帝王之道，出于万全。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技，与匈奴同，可赐之坚甲絮衣，劲弓利矢，益以边郡之良骑。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，以陛下之明约将之。即有险阻，以此当之；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材官制之。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技，衡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

传曰：「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择焉」。臣错愚陋，昧死上狂言，唯陛下财择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吴王反逆亡道，欲危宗庙，天下所当共诛。今御史大夫错议曰：「兵数百万，独属群臣，不可信。陛下不如自出临兵，使错居守。徐僮之旁，吴所未下者，可以予吴」。错不称陛下德信，欲疏群臣百姓，又欲以城邑予吴，亡臣子礼，大逆无道。错当要斩，父母妻子同产，无少长皆弃市。臣请论如法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：丞相青翟、中尉嘉、廷尉欧劾奏错云云，制曰可。按：严青翟，孝武元狩五年代李蔡为丞相。今此事在孝景三年正月，其时丞相乃陶青也。各《汉书》本衍一「翟」字耳。）。

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，南攻杨粤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，食肉而饮酪，其人密理，鸟兽毳毛，其性能寒。杨粤之地，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，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于边，输者偾于道。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「谪戍」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闾，取其左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，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拜爵之赏，攻城屠邑，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，赴汤火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后，不得一算之复，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。陈胜行戍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倡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

胡人衣食之业，不著于地，其势易以扰乱边竟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，如飞鸟走兽于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，或当燕、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；救之，少发，则不足，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

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间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；不足，募以丁奴婢赎罪，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；不足，乃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廪食，能自给而止。郡县之民，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卿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，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，县官为赎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。非以德上也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，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亡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，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之费益寡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，奉明法，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壮士，和辑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为筑室，家有一堂二内，门户之闭，置器物焉，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，而劝之新邑也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昏，生死相恤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畜长，室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，而有长居之心也。

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百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候：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，习地形知民心者，居则习民于射法，出则教民于应敌。故卒伍成于内，则军正定于外。服习以成，勿令迁徙，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日相见，则足以相识；欢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。所徙之民，非壮有材力，但费衣粮，不可用也；虽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犹亡功也。

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，臣窃意其冬来南也，壹大治，则终身创矣。欲立威者，始于折胶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去，后未易服也。愚臣亡识，唯陛下财察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

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强弱之形易制。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，急则阻其强而合从，以逆京师。今以法割削之，则逆节萌起，前日晁错是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十数，而适嗣代立，馀虽骨肉，无尺寸地封，则仁孝之道不宣。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愿，上以德施，实分其国，不削而稍弱矣（《史记·主父偃传》、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）。

井田，先王之治本。后世得其一端而用之，犹足以致治，舍此而皆末矣。昔先王经界本意，于斯民生养休息，曷尝有纤悉毫末不备？谓斯民不可以不安，于是有地著之法。自六尺为步，积而至于亩百为夫。自一夫百一十亩，积而至于九夫为井。出入足以相友，守望足以相助，疾病足以相救。七十以上者得所以养，十岁以下者得所以成，而安民之效著矣。谓斯民不可以不富，于是有种艺之法。灾害有当备之种，田中无可栽之木。环庐有桑，菜茹有畦。外有瓜瓠果蓏之植，内有鸡豚狗彘之畜。食肉者有其物，衣帛者有其具。颁白无提挈之劳，衣绩无燎火之费，而富民之效著矣。谓斯民不可以不教，于是有庠序之法。始之于六甲五方之微，而推之于室家长幼之节。学礼乐而知君臣之礼，升大学而有秀异俊造之士。振木铎以采其诗，比音律以献于上，而教民之效著矣。亦非井田之外，复有所谓法也。秦人自绝于先王之法，既不足以久有天下，沟遂径畛之迹既废，而比联邻里之习日远。后世圣君贤士，锐然欲有以振起之，而终不可至。致使好议论者从而尤之，以谓世态日益变，人物日益繁。如封建之不可复用，肉刑之不可复施，则古之所谓井牧田野，自税亩丘甲以下，不可以复讲矣。用东郭咸阳之策，则鬻海者可以多资；用孔仅之策，则冶铁者可以广蓄。告缗钱则杨可之计胜，输家财则卜式之计行。甚至璧止值数千，而皮荐反四十万；宝货止五物，而其数乃二十八品。去井田愈远，一切以无道行之，疑其贯朽粟陈，高出先王之上，而其效乃至于虚耗，盗贼群起。然后知先王之法，其所以深思熟虑，厥有本末，非后世所能髣髴也。先王之立法，于斯民之事，不一而足也。始而安之，惧无以逸其老也；中而富之，惧无以乐其心也；终而教之，惧无以养其性也。民安则国安，民富则国富，民知教则国祚长。三者相待而行，废一不可。后世李悝、赵过、耿寿昌之徒，不暇更为长久计，得其富民之说，犹足以致目前之利。自武帝以至王莽，谆谆以富国为急，求之于珍宝末作之间，直以百姓为货。不知民怨盗起，使其国日趋于贫。求富而失其富，将焉用智？今观李悝尽地力之教，以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井为本；以治田勤谨，亩益三斗为率。考社闾春秋之费，稽疾病死丧之用。取上中下之熟而四分之，或籴其三，或籴其一。行之魏国，魏国富强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数邦用、知足否之遗意也。赵过之代田也，以一亩而为三圳，以二耜而为耦耕。播种则于圳中，而耨草则于垄上。其田器皆有便巧，其受田皆有顷数。有能风与旱之功，有常过缦田之效。用力少而得谷多，颇有蓄积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或耘或耔之遗意也。耿寿昌之建议也，漕谷四百万斛，省关东卒三万馀人。尝试其说，已有著效。然后筑仓于郡，名曰常平。谷贱则增价以利农，谷贵则减价以便民。国以之富，民以之利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敛出法、均民食之遗意也。其次则又有晁错，知地不可以有遗利，民不可以有馀力。商人不可不贱，农夫不可不尊。使天下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。揆事而言，犹是下策。惟其有禹汤先备之意，贵五谷而贱珠玉，亦能民不乏困，天下安宁。文景赐租之效，常本于此。使汉之文武更能尽用贾谊、董仲舒之策，衣食足者使知有荣辱之分，仓廪实者使知有礼节之好。税民不过什一，使民不过三日。仿近古之制，立名田之限，塞其傔并，严其专杀，渐仁摩义，去井田不远矣。时方以富国为急，其君有意富民，已不多见，而望其始安而终教之，不可得也。大抵食货两端，虽古先圣王，不能偏废于天下。然食者，农殖嘉谷可食之物，不可一日阙，货则布帛可以衣，金可以器械，亦不得谓之不急。至于龟贝皮币，所以阜通货贿，懋迁有无，恃丝粟得以并行于天下，而不可以独立。《洪范》八政，显立次第，不可谓无意也。上之人以食为主，以货为辅，则士得以行其学，工商得以不迁其业，朝无废官，邑无敖民，地无旷土，王德流洽而礼乐成，职由此也。惟上之人一意富国，惟货是视，则蓄价百倍者必有以发管仲之虑，子母相权者必有以启单穆公之忧，民人抵罪者必有以动贾谊之念。而均输盐铁等策，将与诛匈奴，招南粤，巧诋深刻者并行于世，不期然而然，无足怪者。以食为主，不必言治，而与治相偶；以货为主，不必言乱，而与乱相值。上之人盍思其故乎？欲富国必先富民，欲富民必仿井田之意而推行之，此则班孟坚两篇之意，截然不相侵紊，可以深考。不然而日变成法，使天下民趋于愁怨而不知悔，而未知其所底止也。

臣闻明主在上，贤辅在下，则君安虞而民和睦。臣相幸得备位，不能奉明法，广教化，理四方，以宣圣德。民多背本趋末，或有饥寒之色，为陛下之忧，臣相罪当万死。臣相智能浅薄，不明国家大体，时用之宜，惟民终始，未得所繇。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，勤劳天下，垂意黎庶，忧水旱之灾，为民贫穷发仓廪，赈乏喂，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，察风俗，举贤良，平冤狱，冠盖交道；省诸用，宽租赋，弛山泽波池，禁秣马酤酒贮积，所以周急继困，慰安元元，便利百姓之道甚备。臣相不能悉陈，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。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，量入制用以备凶灾，亡六年之畜，尚谓之急。元鼎二年，平原、渤海、泰山、东郡溥被灾害，民饿死于道路。二千石不豫虑其难，使至于此，赖明诏振救，乃得蒙更生。今岁不登，谷暴腾踊，临秋收敛犹有乏者，至春恐甚，亡以相恤。西羌未平，师旅在外，兵革相乘，臣窃寒心，宜蚤图其备。唯陛下留神元元，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（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：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，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。）。

臣相幸得备员，奉职不修，不能宣广教化。阴阳未和，灾害未息，咎在臣等。臣闻《易》曰：「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四时不忒；圣王以顺动，故刑罚清而民服」。天地变化，必繇阴阳，阴阳之分，以日为纪。日冬夏至，则八风之序立，万物之性成，各有常职，不得相干。东方之神太昊，乘《震》执规司春，南方之神炎帝，乘《离》执衡司夏；西方之神少昊，乘《兑》执矩司秋；北方之神颛顼，乘《坎》执权司冬；中央之神黄帝，乘《坤》《艮》执绳司下土。兹五帝所司，各有时也。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，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。春兴《兑》治则饥，秋兴《震》治则华，冬兴《离》治则泄，夏兴《坎》治则雹。明王谨于尊天，慎于养人，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，节授民事。君动静以道，奉顺阴阳，则日月光明，风雨时节，寒暑调和。三者得叙，则灾害不生，五谷熟，丝麻遂，草木茂，鸟兽蕃，民不夭疾，衣食有馀。若是，则君尊民说，上下亡怨，政教不违，礼让可兴。夫风雨不时，则伤农桑；农桑伤，则民饥寒；饥寒在身，则亡廉耻，寇贼奸宄所繇生也。臣愚以为阴阳者，王事之本，群生之命，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。天子之义，必纯取法天地，而观于先圣。高皇帝所述书《天子所服第八》曰：「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，曰：『令群臣议天子所服，以安治天下』。相国臣何、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、太子太傅臣通等议：『春夏秋冬天子所服，当法天地之数，中得人和。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，下及兆民，能法天地，顺四时，以治国家，身亡祸殃，年寿永究，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。臣请法之。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，儿汤举秋，贡禹举冬，四人各职一时』。大谒者襄章奏，制曰：『可』」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，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，祠死事者，颇非时节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家令，奏言其状。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，然而灾气未息，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。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，各主一时，时至明言所职，以和阴阳，天下幸甚（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：又数表采《易》阴阳及《明堂月令》奏之。）！

自周而下，戎狄之势稍稍抗于中国，而朝廷时有遣将用师之役。其见于载籍，可得而拟议者，在《诗》则有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《、六月》、《采芑》、《江汉》、《常武》之类，分列二《雅》而咏歌之。至于齐桓以大国之资，起为盟主而卫王室，其于戎狄，最号有功，《春秋》实予之，而孔子又称其「一匡天下」，大概皆务攘除驱逐，而不使之有损于中国，亦不以四夷为难制。汉氏初兴，大乱甫定，戎羌之患屡起，故其计议杂出于一时之不得已，而以和亲为说，于是中国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别。及乎积久而国家旦夕常有四夷之忧，是以才谋智识之士，探穷原本而务为经远之策，志在力平边鄙之难，而不欲使之一日辄犯于中国，其思虑精密而规模恢广，虽时异事变，亦可仿而用焉。夫欲特设一官，以主蛮夷之事，使吾日理而彼日危，然后施三表五饵而系其颈，令千家为一国而处之塞外，此贾谊之术也。夫欲徙民实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劳，塞下之民，父子相保，而无系虏之患，则与东方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匈奴者，功相万矣，此晁错之议也。夫欲度羌虏故田及民所未垦，愿罢兵分屯要害，赋以农事，益积蓄、省大费，以待寇之自敝，此赵充国之计也。夫欲令陇西以北、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，皆得输粟于公，以赎其过，且广边备而为守战之具，此张敞之言也。今二鄙之衅，中国以为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责，疆埸之谋，日劳于吾君吾相之念虑而未闻成功，天下之务或委废而不暇修讲，则孰若特建一官，以专其任，使之广询博听，端其智力而办之哉？此贾谊之术可施于今日也。二边之地，严于捍敌，一夕不敢忘备，而土兵无几，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，坐食塞下，如寄于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，则孰若募近塞愿徙之民及以罪而迁者，一切宽假，而命之久安于彼，以为禦卫哉？此晁错之议可施于今日也。一方少警则四海有馈饷之劳，岁掊月敛，竭耗民力，以养不耕不战之卒，而势不可已，则孰若募人为屯，以垦塞下之閒田，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？此赵充国之计可施于今日也。不惜国家之公利，召富商入谷而给之倍价，以官职易民之钱刀，假浮屠法以度非类，而为馈边之备，则孰若贷民之轻罪，而命之以粟赎过，且有纾于急馈哉？此张敞之言可施于今日也。臣窃维方今之弊，盖危而后为之谋，及乎暂安则置而不议，皆茍于一时之利，而不若古人经营之久，以图其功于永世故也。惟吾君吾相深思极虑，参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设，则四子之策，孰云无补于朝廷乎？勿谓其区区既往之陈迹，而不之考也。

臣闻国之废兴，在于政事，政事得失，由乎辅佐。辅佐贤明，则俊士充朝，而理合世务。辅佐不明，则论失时宜，而举多过事。夫有国之君，俱欲兴化建善，然而政道未理者，其所谓贤者异也。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：「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」。叔敖曰：「国之有是，众所恶也，恐王不能定也」。王曰：「不定独在君，亦在臣乎」？对曰：「君骄士曰，士非我无从富贵；士骄君曰，君非士无从安存。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，士或至饥寒而不进。君臣不合，则国是无从定矣」。庄王曰：「善。愿相国与诸侯大夫共定国是也」。盖善政者，视俗而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威德更兴，文武迭用，然后政调于时，而躁人可定。昔董仲舒言：「理国譬若琴瑟，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」。夫更张难行，而拂众者亡。是故贾谊以才逐，而晁错以智死。世虽有殊能，而终莫敢谈者，惧于前事也。且设法禁者，非能尽塞天下之奸，皆合众人之所欲也，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。夫张官置吏，以理万人，县赏设罩，以别善恶，恶人诛伤，则善人蒙福矣。今人相杀伤，虽已伏法，而私也仇，子孙相报，后忿深前，至于灭户殄业，而俗称豪健，故虽有怯弱，犹勉而行之，此为听人自理，而无复法禁者也。今宜申明旧令，若已伏官诛，而私相伤杀者，虽一身逃亡，皆徙家属于边，其相伤者，加常二等，不得雇山赎罪。如此，则仇怨自解，盗贼息矣。夫理国之道，举本业而抑末利，是以先帝禁人二业，锢商贾不得宦为吏，此所以抑并兼，长廉耻也。今富商大贾，多放田货，中家子弟，为之保役，趋走与臣仆等勤，收税与封君比入，是以众人慕效，不耕而食，至乃多通侈靡，以淫耳目。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，若非身力所得，皆以臧畀告者。如此，则专役一己，不敢以货与人，事寡力弱，必归功田亩。田亩修，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。又见法令决事，轻重不齐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异论，奸吏得因缘为市，所欲活则出生议，所欲陷则与死比，是为刑开二门也。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国，蠲除故条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狱我怨滥矣（《后汉·桓谭传》，「拜议郎给事中，因上疏陈时政所宜。书奏，不省」。）。

晁错忠于汉，以盎谗而死，七国定，谒者入见，发其遗忠，为之喟然太息而已。修撰陈公当皇祚险倾，忠愤激发，诋柄国大臣，甘戮如饴，盖非特晁大夫比也。建炎天子追念直臣，奎笔纶言，叠加奖录，引己自咎，昭然布告于天下而无匿情焉，错安得此？于戏！此世之圣主，而我宋之中兴也与！时开庆改元正月下浣。

陶闻之，圣人之所谓道者，以简易为宗，以该天下之理；以仁义为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。非幽远而难明，阔疏而难施，汗漫而不可考信。自微言既息，章句之学，随流而兴，百家异骛，众说殊骋，各习其师，忘失统要。故为《易》者不穷天地之本始、变化之至神，以推迹于人事，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，《系辞》非仲尼之作。为《诗》者不究风俗之代变，王道之初终，以参验于治体，而好议《商》、《鲁》二颂之不同，毛、郑两解之小异。为《春秋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，权制善否，一归皇极，而争辨日月之为例，五始七等之成文。为《书》者不取君臣上下、都俞告戒之义，号令施设之体要，而竞论《武成》之不可尽信，《秦》、《费》二誓之不当作。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，求以援世率民、乂天下国家之大略，盖阙如也。昔者尧舜之盛，崇冠百王，而《书》称其德乃曰：「顺考古道而行」。傅说戒于商宗，则亦曰：「师古以克永世」。孟轲皇皇战国，开说诸侯，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，未尝辄道。摭此而论，则君臣之际，舍斯文要道，安所稽法，以全适治之具哉？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、儿宽、公孙弘、夏侯胜、隽不疑、伏湛、侯霸、鲁恭、郑兴、桓荣之徒，皆以经术博彊，果于适用，其辅导世主，推明治统，建大议，施远业，率有考据，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，若持权衡、按绳墨，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，而毫忽莫敢欺也。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，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，而学不执六经之用，以酬世务之变，乃放肆纷纭，乐为衍说，而滋破碎之害，深足惜焉。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，不以离俗为高，求全于世而已。盖仁以为任，远而逾励，大则欲恢隆先务，以跻至治之极；小则欲举偏补弊，以便安于一时故也。然三代之盛时，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，足以维持百世，是故井地以授民，什一以定赋，而天下之食足；九赋以待用，九式以均节，而天下之财丰；制乡遂以为六师，农隙则教战，而天下之兵强；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，皆立学以训导，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；六卿率属，辅昌王治，中外之务必举，而天下之官无倖位。凡所以用于政教者，皆可循而守之，其贤智才能之人，惟在办事，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。迨夫两汉之兴，皆乘丧乱之极，三代之宏规大范，盖无存者。其君臣之计议，多出于一时之茍简，而百度未俱，不足为后世之袭用。及其弊生变起，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。是以七国交峙，而外有尾大之衅，反者将起，则晁错献削地之说，以弱诸侯而彊王室。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，淫侈之俗日长，而财用大蹶，则贾谊陈务农之计，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，以广储积。兼并之路不塞，而富室拥资巨万，贫弱愈困，则仲舒贡限田之议，以检过制而补不足。牧人之吏屡见罢易，而生民不能绥静，则朱浮申苛察之戒，欲久其职，俾人服从上教。选举失实，贤不肖混乱，而无以协宣风教，则左雄抗限年之请，以考练名实，要之得人而任。刑烦禁密，世主以峻政为威，而元元陷于惨暴，则陈宠上蠲法之疏，愿除其溢于甫刑者，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。凡为是者，大概缀缉缺漏，枝柱倾邪，随形栽割，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。抑又闻，圣人之政，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；学者之言，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。以不足适用之言，陈不能无弊之政，则华采浮胜，而事非根切，岂所谓有补于世哉？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，号为隆平，朝廷无大过，边鄙无大忧，天道地化无大变异，生民无大失职。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、可流涕、可长太息、背理伤道，难遍以疏举。岂当时之势诚尔邪？盖亦激于忠愤，力为切直可畏之语，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。陶尝读六经，探索要归，舍章句之习，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。又尝历览旧史，窃迹近事，考究古今得失盛衰、治乱安危之变，而仅有得者，乃言而笔之。不溺于侈辞夸说，以求工于文，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。治平中，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，采而闻诸朝。验于今日，则时异事变，而畴昔之论，多无取矣，然犹勉竭区区，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，盖知其指归也。恭惟阁下德业。文章之懿，充积于中，辉光于外。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，讲修国具，以幸万世，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，俾尽其用，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？《诗》曰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」。言君子长育人材，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。又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」。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，而取其善也。夫二《雅》之奥训，皆明哲之所履蹈，以完其事业。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，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，惟阁下一与之进，幸甚幸甚。